无边的大海像是突然站了起来，扑向海滩。

李晓、夏清(均为化名)小两口刚刚下船登上小岛，迈进饭店大堂的门槛，就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剧烈响声，他们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几米高的海浪瞬间就把他们冲进酒店大厅。李晓被冲向大堂后面的酒吧，夏清被冲向走廊。李晓在水下碰到酒吧柜台的一角，立即死死抠住柜台不放，他看到酒店的三个服务小姐被海浪卷走。夏清在被冲向一个柱子后，紧紧抱住柱子才捡了一条命。李晓、夏清是这次东南亚海啸中国游客里的幸存者。死里逃生的经历带给他们的除了庆幸，对他们的心理、情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日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浙江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长、中国CDC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执委赵国秋组织9名有博士、硕士学历的心理大夫，对杭州地区的几名从东南亚海啸劫后余生的游客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

全面推动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社会方面的服务，帮助遇难、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宣泄心中的悲伤，恢复心理平衡，开始新的生活，这类工作的学名叫“心理危机干预”——

让应激对象倒垃圾

赵国秋告诉记者，刚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人，情绪受到很大的刺激，起伏很大，会出现闯入、闪回等急性应激障碍。也就是说，受刺激方还在受到当时现场情景的刺激，不断回忆当时最恐怖的片断，做噩梦，工作效率降低，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不愿意与外界交流或是像祥林嫂一样，见着谁给谁重复地讲，对生活失去信心，主观幸福感大打折扣，认为人生如梦，就这一口气，还不如趁现在活着赶紧花钱等等消极念头。这种情况持续一个月以上，还不能消除，就会进入后应激障碍期，有时可能达到1年以上，比神经症还难治，吃药都不管用，晚上常做过去痛苦经历的梦，无法自拔。

这次接受心理危机干预的人都是本科以上学历，素质高，平时不愿意对别人表露自己软弱的一面，在心里憋着。这些人员刚开始并不相信心理危机干预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具体做的时候还是很配合、很投入的，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都关掉手机，相距1米左右的距离，配合着一步步走出心理的阴影。赵国秋说，由于涉及到保密原则，心理医生在进行危机干预前，都要告知被干预者会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保密，所以对记者介绍危机干预不能讲故事、谈案例。心理危机干预的步骤是倾听、引导、疏泄、解释、支持、保证、合理化等。首先要让应激对象说出心里话，倒垃圾一样把内心深处的感受、对自己的影响、生活信念的改变等等真实想法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引导他们向积极的方面走，同时告诉他们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他们想法中积极的一面要适时地加以肯定、支持，最后对他们提出合理的建议，告诉他们今后该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

2004年12月30日，赵国秋给东南亚海啸幸存的一男一女两位中国游客做了干预，二人在倾诉的时候都哭了。整个过程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接受干预的人过后都说感到很轻松，开始还以为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看来效果还很明显，大家都表示还要继续接受干预，直到走出来。

赵国秋说，他们这些心理干预的医生也经常接受负面信息，对自己的心理会有损害，每次干预完毕，他们都要互相进行一番疏导。在心理危机干预中，还必须重视对抢险救援人员的心理疏导。他们面对一片狼藉的灾难现场，面对破碎的尸体、倒塌的房屋，心灵所遭受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美国9.11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对救援人员的心理疏导，对提高效率、保护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作用很大。赵国秋建议在这次海啸灾难的救援中，要重视对救援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

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成为抢险救灾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干预技术是现成的、成熟的，拿来就能用——

每年影响两亿人

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例心理危机干预是在1994年。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发生火灾，造成323人死亡。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应邀派人参加了与烧伤等科共同组成的抢救组，对伤亡者家属的心理危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工作。这次干预是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参考从国外找来的相关资料摸索完成的。从那时起，河北省张北地震的现尝我国南方水灾灾区、河南洛阳大火的废墟等灾害现场，都活跃着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不倦的身影。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中博士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已经频频出现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大家对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威胁到个体的生命、身体或是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异乎寻常的痛苦的人生遭遇被称为创伤性事件。创伤性事件并非罕见，我国每年的各类自然灾害，加上人为事故、交通意外、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等等，而且，每一个受害者都会影响20到30人——构成不容忽视的一个巨大群体。据统计，每年平均约有两亿国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

关注心理卫生、干预心理危机，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正常选择，也体现一个国家人文关怀和文明程度。丛中说，提起抢险救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救命、抢救伤员、提供吃穿药物，但是往往忽略了心理救灾，面对灾害人们所遭受的心理伤害不会比肉体伤痛差多少。在没有心理危机干预的情况下，大部分应激人群也能得到恢复，但与有心理危机干预的恢复是不一样的，远期所造成的心理损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也是不一样的。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张北地震心理危机干预所做的调查显示：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8%，受灾相对较轻、支持较差的组为12%。张北地震后9个月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为24.4%。受灾程度重、但灾后得到救援和支持较好的村PTSD发病率低，震后9个月时PTSD发病率为l9.8%。

2004年8月份，赵国秋带领11名心理医生赴浙江省临海市对云娜台风后的灾民进行心理危机干预，11天时间夜以继日干预了400多人。一个月后回访，发现接受过干预的人效果很好，一个小伙子，爸爸、妈妈、弟弟、奶奶都去世了，就剩了他一个人，他接受干预后很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投入到重建工作中。没做干预的一个女性，丈夫被墙塌压死后，她就蜷缩在床上，天天哭，沉浸在对丈夫的怀念中，一个月后一看到赵国秋一行还是大哭不止。

心理危机干预人人都需要，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再坚强的人，遇到天灾人祸也不会无动于衷，大部分人在经历灾难后1个月不用治疗也会消解。

有根拐杖好下山

赵国秋说：心理承受能力好，性格类型坚强的人，如果灾难不是很大，恢复得会快一些。如果经历的灾难大，心理承受能力再强的人也会有影响的。而心理承受能力差、性格弱、从小挫折教育不够、心理健康水平不好的人，轻微灾害也会很难受，出现轻刺激重反应。面对灾难，人人都应该得到心理危机干预的帮助。就好比下山，你的腿累得发抖，这时有人给你一个拐杖，并不是说你没有力气，下不了山了，但是这个拐杖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有人说心理危机干预是有钱人的事情，对穷人来说，吃穿是第一位的。丛中说，在灾难面前，在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前，谁敢说穷人的心理伤痛比富人的轻?丛中参与了北大山鹰社山难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那一次，北大山鹰社5名学生登山时不幸遇难。一位农村学生的母亲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好几天，在丛中几人的劝慰下终于哭出了声，诉说孩子的不容易，上大学后每年暑假都要外出打工挣够下学期的费用，“孩子在我们这个家没享过一天福”。一位遇难学生的父亲坚决要求政府继续搜救，他说他儿子身高一米八，带着20多公斤的食物，还有铁锹等物，即使陷进雪里，也会在雪里挖一个坑，吃着东西，渴了化雪水喝，等人们来救他，政府不能不管，其实这时已经发生山难20天了。他这是一种愿望，是不愿意承认孩子已经遇难的现实。心理专家耐心地听家长讲完后，轻声问他：“你估计再过多长时间，孩子就会背着包、拿着铁锹出现在家门口，站在您面前呢?”家长一下子就哭了，边哭边说：“除非观音菩萨显灵。”这才把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宣泄出来。

心理医生最应该具备的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丛中在进行干预的时候经常会跟着对方的讲述而落泪，但他说，仅有落泪是不够的，实施救助的人一条腿在岸上，一条腿在水里，才能把两条腿都在水里的人救上岸。没有感情上的共鸣就无法理解他，只有情感反应，跟着号啕大哭也不行，所以心理医生“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既能置身其中又能度身其外，以情感拉近距离，以理智引导救助。

危机干预的网络，特别是社区的救助干预网络，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空白地带。人们可以定期查身体，做B超、做CT了，而心理方面则完全是“裸露”的，没有一个保护层——

跟感冒要吃药一样

丛中指出，我国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现在是以志愿者面目出现，处在好人好事的层面上，有市场需求但目前没有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机制，保险公司没有这个险种，公费医疗也没有这一项，政府没有这笔预算，非政府组织也没有这方面的机构，所以推不开，做不大。人们还不能想到并主动寻求帮助，接受心理治疗。

2002年4月17日，由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已经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提出：“加快制定《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从人员、组织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发生率。建立国家重大灾害后精神卫生干预试点，开展受灾人群心理应激救援工作。到2005年，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达20%，到2010年，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与这个目标形成明显差距的是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而在这仅有的15000名精神科医生中，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相对于平均每年2亿以上受到各种危机事件影响的我国人群，能直接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

可喜的是，2004年5月，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心理卫生机构——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正式挂牌，被称作“杭州模式”。杭州市政府要求，把公民的心理健康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中。赵国秋是这里的执行主任。赵国秋说，在危机干预方面，我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各种群众组织比较多，从共青团、工会、妇联到学校的辅导员等等，这些人经过专业培训，能比较快地进入状态，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加上政府和公众对精神卫生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危机干预在我国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